《春秋后传》、《左氏章指》二书，故中书舍人止斋陈公傅良之所著也。《春秋》之学不明久矣，啖、赵之后，至本朝而后有泰山孙先生复，尊王之说弥显，公是刘先生敞《权衡》、《意林》等书，订證尤详。伊川程先生颐虽无全书，而一序所该，圣人之大法备矣。自王荆公安石之说盛行，此道几废。建炎绍兴之初，高宗皇帝复振斯文，胡文定公安国承伊洛之馀，推明斯道，劝讲经筵，然后其学复传，学者以为标准，可谓大全矣。东莱吕公祖谦又有集解行于世，《春秋》之义殆无遗蕴。止斋生于东嘉，天资绝人，诵书属文，一旦迥出诸老先生上，敛然布衣，声名四出。六经之说，流行万里之外，而其学尤深于《春秋》。钥非深于此者，尝涉猎诸公之书，非不明白，然亦不过随文辩释，间有前后相为发明者，亦不见体统所在。钥自客授之初，即从止斋游，虽不得执经其门，尝深叩之。同在西掖时，始以《隐公后传》数篇相示，因为道《春秋》之所以作，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经者，其说卓然。且曰：「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书，于诸生中择其能熟诵三传者，首得蔡君幼学。蔡既仕，又得二人焉，曰胡宗，曰周勉。游宦必以一人自随，遇有所问，其应如响」。而此书未易成也，未几去国，而钥亦归，虽若相忘于江湖，而友朋之来，必以此书为问。虽亲炙之者跪以请，则曰：「此某身后之书也」。迨卒于嘉泰三年，而此书始出。其婿林子燕最得其传。又四年，而后长子师辙与其徒汪龙友以二书来。钥老矣，如获希世之珍，屏去他书，穷昼夜读之，始尽得其大意。呜呼，盛哉！盖未有此书也。先儒以例言《春秋》者切切然以为一言不差，有不同者，则以为变例，窃以为未安。公之书不然，深究经旨，详阅世变，盖有所谓隐、桓、庄、闵之《春秋》，有所谓僖、文、宣、成之《春秋》，有所谓襄、昭、定、哀之《春秋》。始焉犹知有天子之命，王室犹甚威重，自霸者之令行，诸侯不复知有王矣。桓公之后，齐不竞而晋霸；文公既亡，晋不竞而楚霸。悼公再霸而又衰，楚兴而复微，吴出而盟诸夏，于越入吴，而《春秋》终矣。自杜征南以来，谓平王东周之始王，隐公逊国之贤君，其说甚详。而公以为不为平王，亦不为隐公，而为桓王，其说为有据依。又其大节目如诸侯改元，前所未有。齐鲁诸大国比数世间，有世而无年。至记厉王奔彘，始有纪年。古者诸侯无私史，《乘》与《梼杌》、《春秋》皆东迁之史也。书齐郑盟于石门，以志诸侯之合，书盟于咸，以志诸侯之散，是《春秋》之终始也。隐、桓、庄之际，惟郑多特笔；襄、昭、定、哀之际，惟齐多特笔。诸侯专征而后千乘之国有弑其君者矣，大夫专将而后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。宋、鲁、卫、陈、蔡为一党，齐、郑为一党。公会齐、郑干中丘而后诸侯之师衡行于天下，罪莫甚于郑庄，宋、鲁、齐、卫次之。而父子兄弟之祸，亦莫甚于五国，是可为不臣者之戒矣。齐桓公卒，郑遂朝楚；夏之变夷，郑为乱阶。侵蔡遂伐楚，以志齐桓之霸；侵陈遂侵宋，以志楚庄之霸，足以见夷夏之盛衰矣。书公孙兹帅师，书公孙敖帅师，书公子季友卒，皆见三家之所从始。首止之盟，郑伯逃归，不盟则书，以其背夏盟也。厉之役，郑伯逃归，不书，盖逃楚也。夷夏之辨严矣。自隐而下，《春秋》治在诸侯；自文而下，治在大夫。有天下之辞，有一国之辞，有一人之辞。于干戈无所不贬，于玉帛之使则从其爵，劝惩著矣。文十年而狄秦，又三十年而狄郑，又五十馀年而狄晋。狄郑犹可也，狄晋甚矣。贬不于其甚，则于事端，馀实录而已矣。此皆先儒所未发。至僖之三十一年，四卜郊不从，乃免牲，犹三望，极言鲁之用天子礼乐，以明堂位之言为不然。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，僖公始作颂而以郊为夸，引祝鮀之言为證，此尤为前所未闻也。若左氏或以为非为经而作，惟公以为著其不书，以见《春秋》之所书者，皆左氏之力。《章指》一书首尾专发此意。昔人以杜征南为丘明忠臣，然多曲从其说，非忠也。公之《章指》谓「君子曰」者，盖博采善言，「礼也」者，盖据史旧文，非必皆合于《春秋》。或曰后人增益之，或曰后人依仿之，或以凡例义浅而不取，或以例非左氏之意。盖爱而知其恶者，乃所以为忠也。又言庄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后，讫终篇多无传，疑有佚坠，公之求于传者详矣。呜呼！与止斋游，前后三十年，不得卒业于其门，既兴殄瘁之悲，而后得二书，其间尚有欲质疑而不可得，此所以抚卷三叹而不能自已也。